判断题

新闻媒介的受众定位是指确定媒介的目标受众,是在对媒介市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媒介产品的市场占位作出决策的活动。它实际就是要发现那些信息需求尚未得到充分满足,从而为某种媒介产品创造出市场需求的受众群体,以便针对这种需求进行产品决策。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媒介发展的速度极快,大众传播已经进入了由“大众”变为“小众”(或称“分众”)、由“广播”变为“窄播”的转型时期,一家媒介覆盖全体受众已经不再可能实现,每一媒介都必须有所选择有所放弃,确定最适合自己的目标受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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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田业胜提供 分享 纠错 收藏

相关试题

判断题 虚假新闻和失实报道都是主观原因造成的。()

判断题 开智录:1900年11月1日,留日学生团体开智会创办的机关刊物,为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刊物,由郑贯公任主编。该刊与《清议报》关系密切,内容有相似之处,但带有民主革命色彩。

判断题 减少副词、修饰性词语的使用,多使用动词。除非可以出示确凿证据,不得使用“最大”、“最好”、“最坏”、“最多”等最高级形容词。

判断题 DEE是指描写(Description)、解释(Explanation)、评价(Evaluation)。DEE结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新闻写作的惯用手法,因此,DEE结构又称“华尔街日报体”。该结构主要适用于非事件类题材的叙述。DEE结构的新闻作品一般由四部分组成:①人性化的开头,即与新闻主题有关的人物故事;②过渡,即从人物与新闻主题的交叉点切入,将真正的新闻内容推到读者眼前;③展开,即集中而有层次地阐述新闻主题;④回归人物,即重新将人物引入新闻,交代此人与新闻主题的深层关系。

判断题 重读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就风貌通讯的采写以及记者素质,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1)1935年7月至1936年6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前往中国西北,足迹到达川、陕、青、甘、宁夏、内蒙等省市,全程四千余里。发表的通讯集成《中国的西北角》,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西北的社会环境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作者将自己的感情融入文字,读后感觉到作者的爱憎、愤怒和忧虑之情绪。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荒无人烟的雪山草地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和毅力,“记者本亦是视生命如草芥之人”,范长江的责任感和对亲身实践的重视,最终让他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北的土地,得到一手的资料,为民众、为历史创造了宝贵的财富。(2)同时,在通讯集里也可以读出他的孤独感:“惟他们(两名撒哈拉向导)彼此用突厥语谈话,记者丝毫不解,颇有身入异域之思”,当他在无边的戈壁滩孤独前行时,也念起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诗句。然而,这样的环境客观上也促使范长江更深入地思考社会问题之根源、人生奋斗的意义。川西高原的夜晚,当他晚上荷枪披被,值夜警备时,却能在荒芜的环境和静谧的心绪中不断思考人生。(3)在进入青海、陕甘一带之后,作者对于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篇幅增加,解决策略也更加中肯。也许是途中这类境况太多,刺激作者思考更为直接、实际的解决方法:对兰州经济地位衰弱的分析,以及重税苛捐的危害和根源,对渭河平原商业衰退的解释,对青海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等等,都为当地百姓的利益贡献了自己的心血。得出这样的思考和成果,除了范长江先生具有的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历史修养外,更重要的是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百姓的情谊和对民族前途的深深忧虑。

判断题 新闻事件中保持中立立场,是符合马克思“一般的公正”原则的。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

判断题 “热媒介”与“冷媒介”是麦克卢汉就媒介分类提出的两个著名概念。对这两种媒介的分类标准,麦克卢汉本人未进行明确的界定,人们只能根据他的叙述进行推测。一种解释是:“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动员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它本身是“热”的,人们在进行信息处理之际不必进行“热身运动”;而“冷媒介”则相反,它传达的信息含量少而模糊,在理解时需要动员多种感官的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麦克卢汉的这种分类并没有一贯的标准,而且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它本身并没有多少科学和实用价值,重要的是它说明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研究媒介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