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和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
网络直播是在web3.0时代下新兴的一种“随走、随看、随播”的实时网络传播方式，其低门槛、时效性、强互动性吸引了广大受众。主要形式分为:秀场类直播、游戏竞技类直播、泛生活类直播，正是其泛生活类直播将直播带入千家万户，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也可以成为传播内容，拓宽了网络直播的传播者和受众面。
电视直播:
一种将节目新闻等建立在技术指导下的实况播放，从1997年直播香港回归至今，很多大型晚会，比赛等等讲求实时传送的节目均采用这种形式，得到很多观众的青睐。
区别：
电视直播多年的行业经验和节目形式给网络直播带来启发作用，而网络直播也为电视直播提供了媒介转型与深度融合的新途径。
一、形式上严肃性与随意性的碰撞
电视媒介作为一种传统大众媒介，其一贯的“中央集权式”传播虽然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有所消解，但根植于其媒介属性的严肃性与权威性却在这种直播这种形式中体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多数的电视直播都是“重大事件”，比如中央会议、阅兵仪式等等，这些直播通常有专业的组织团队操作，在一定的拍摄技巧下，由专业人士拍摄多镜头同步切换，视觉上具有严肃性。而网络直播门槛低，直播人员通常是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以泛娱乐类直播为例，我们可见的通常只是露出上半身的女主播随意地坐在镜头前聊天唱歌而已，形式较为随意。
二、内容上的主流化与分众化
作为传统媒体的一种，国家对于电视的管控较为严格，其直播秉承传统媒体严肃的特征，在直播内容上以严肃性新闻为主，多数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流意识的内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电视直播并不针对观众进行分众化播出，而是一种面向全社会的主流内容。而网络直播由于其用户的鱼龙混杂，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受众对信息的选择很强，并表现出分众化趋势。而网络环境下的直播则表现出很强的互联网特点，在其垂直领域上发展出健身、教育、游戏等各个不同特色的直播平台，受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对直播内容进行选择。
三、互动上的间接性与直接性
电视直播中的受传互动带有间接性的特点，而网络直播中的互动带有直接性。现如今的电视直播已经一改传统模式的单向传播特点，在网络、手机同步互动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比如每年的春晚直播，会在微博平台上进行实时互动，一系列抢红包的活动也很好地调动了受众参与互动的积极性，朋友之间谈论的也几乎都是关乎春晚的“吐槽”，这种“吐槽”甚至会隐隐形成一个共同话语空间进而对不关注春晚的人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去关注这个话题，以便让自己不处于一个被孤立的状态中。而网络直播中，由于网络天生的互动性优势，大众可以主播进行直接的实时沟通，比如通过文本对话框或者弹幕的形式。
1. 从传播结构看，电视直播往往是“有大事才直播”，例如2008年奥运会，今年的全国两会，且受众仅是观看者；而网络直播则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直播，并且人人都可自如切换“看”与“被看”的身份。
2. 从传播文本看，电视直播是为了解决人们的信息“刚需”，建立在人们对重要事件的期待填补基础上；而网络直播更多呈现出泛娱乐化的倾向，直播不仅仅是一种内容产品，更带有丰富的娱乐性特征。
网络直播的全景敞视——社交媒体语境下众人对个体的凝视
电视直播主持人只是作为第一维度的媒介而存在，将现实具象化的工具。主持人与受众之间没有可供互动的平台，电视直播还是作为大众传播而存在。但网络直播却将大众传播转变为人际传播。技术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需求，网络直播从公共空间向私人领域的转向，使窥视的欲望得到从所未有的满足。
在时代的召唤之下，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或许无需有个“高下之分”，而是互相补充，把握好各自的尺度，在内容为王的理念下共同打造优质内容，形成良好的直播生态和产业链。
1997年是电视直播元年，那年香港回归；2016年是网络直播元年，那年考研没有大面积考“网络直播”；2017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网络直播的发展也回归理性。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大家有必要去思考“电视直播与网络直播的不同”，而且要从专业角度、甚至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不同带来什么样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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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议程设置理论分析一、议程设置的演化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虽然大众传媒不能直接决定人们怎样思考，但可以像广大受众指明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从发展的观点看，“议程设置”最早可以追溯到1922年出版的李普曼·沃尔特《舆论》一书，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把“外在的世界”形成“我们脑中的图画”的作用。此后，朗·诺顿在1958年发表文章，对确定议程的功能进行直接论述：“报纸是所在地议事日程安排的最主要的提议者，它在决定大多数人将要谈论什么”以及“大多数人对问题的看法”和“想法”。1963年，科恩在《报纸与对外政策》一文中再次表明这一观点，“报业在告诉人们去想什么上往往难以奏效，但告诉人们该考虑什么什么却会惊人的成功”。虽然这时候还没有明确提出“议程设置”这一概念，但其观念已经形成。二、议程设置为什么会发生？⒈与导向需求的关系密不可分当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新环境下时，也就是说处在一个认知真空中时，就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直到我们搜索并了解了这个新环境之后，这种感觉才会消失。回忆你刚刚进入大学的那一年，你可能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的校园，开始新的学习生涯。在这种情况下，新去的人会产生一种认识当前环境的需求。大学会开设内容广泛的新生课程。出版商也不会错过挣钱的机会，他们会为游客提供指导类书籍，包含地图、饭店目录以及其他向导信息。这就是导向需求。同样，在公民领域也有许多需要指导的情境。从概念上讲，个体导向需求可以通过两个次级概念来界定：关联性与不确定性。关联性（relevance）是导向需求的初始界定条件。在许多情境中，尤其是在公共事务领域中，我们大多数的人并没有心理方面的不适感，而且亦没有导向需求，因为我们觉得这些情境与我们个人之间没有关联。不管基于什么原因，只要个体认为某个话题具有关联性，那么，下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话题的不确定性程度（levelofuncertainty）,不确定性程度是导向需求的第二个也是其后的界定条件，一般来说，个体已经获得了相关话题所有的欲知消息，他们的不确定程度更低。舆论在很长时间里都非常稳定的公共议题就属于这种情况。⒉与自己的亲身经验有关大众媒介并非我们了解公共事务的唯一来源。个人经验也告诉我们许多议题，。这些个人经验包括与家庭成员、朋友及同事的谈话。当然，在不同的议题上，这种影响力的来源也不同。对于诸如通货膨胀这个经济议题来说，直接经验通常是主导来源，如果经济中出现了较大的通货膨胀，那么个人在日常购买行为中会发现这种情况。我们既不需要大众媒介提醒我们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大众媒介消除我们对其重要性的不确定性。相反，对于国家贸易赤字或者预算赤字等经济议题，新闻媒介可能是我们获得指导的唯一来源。除此之外，在许多其他公众议题上，尤其是外国事务方面，亲身经验及其受限，甚至根本不存在。用理论术语来说，一些议题是具体的（obtrusive）,也就是说，它们不容商量的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进入我们的直接经验。其他议题是抽象的（unobtrusive），我们只在新闻中而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它们。⒊与个体差异和媒介使用有关三、议程设置的后果⒈铺垫舆论议程设置效果的显著后果之一就是视角的铺垫，从而引导公众产生关于公众人物的意见，这个后果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影响带入舆论这个核心领域。的确，大众媒介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塑造我们头脑中的客体和属性议程。艾延加尔与金德在《重要的新闻》中解释道，“通过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导至某些问题而忽视其他问题，电视新闻（以及其他新闻媒介）影响人们在评判政府、总统、政策以及候选人时所使用的标准”。②议程设置效果（导致议题或者其他因素在公众议程上的显要性）与其后关于具体公众人物的意见表达之间的这种联系叫做铺垫。⒉属性议程与意见媒介中报道的某个议题的因素（属性议程）塑造了我们的视角与意见，在美国的一座小城市有个地方议题涉及一个建立大型零售商店新商业区的开发。研究者丢认识到这个议题的居民进行调查，在阅读地方报纸数量不等的人中比较这个议题的六个方面的显要性。结果发现，在那些经常阅读报纸的人中，者六个属性上显要性变化的模式与报纸的属性议程非常相似。但在那些中度和较少阅读报纸的人中，就没有这样强烈的相似性。⒊态度、意见与行为几年前，媒介大量报道了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园中发生的犯罪与暴力事件，其中包括一件谋杀案与一些强奸案，结果导致这所大学入学申请数量明显减少。③说明媒介议程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我们头脑中的图画，很多时候，媒介影响我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是我们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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