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关于钱学森谈“培养科技创新人才问题”的文章写一篇评论，1000-2000 字。
附材料:
今天找你们来，想和你们说说近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即人才培养问题。我想说的不是一一般人才的培养问题，而是科技创新才的培养问题。我认为这是我国长远发展的一个大问题。
今天，党和国家都很重视科技创新问题，投了不少钱搞什么“创新工程”、“创新规划”等等，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模式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是。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大问题。
最近我读《参考消息》，看到上面讲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使我想起我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所受的教育。
我是在上个世纪 30 年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这里的学术气氛非帯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上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亞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
我本是航空系的研究生，我的老师鼓励我学习各种有用的知识。我到物理系去听课，讲的是物理学的前沿，原子、原子核理论、核技术，连原子弹都提到了。生物系有摩根这个大权威，讲遗传学，我们中国的遗传学家谭家祯就是摩根的学生。化学系的课我也去听，化学系主任 L•鲍林讲结构化学，也是化学的前沿。他在结构化学上的工作还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以前我们科学院的院长卢嘉锡就在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进修过。L•鲍林对于我这个航空系的研究生去听他的课、参加化学系的学术讨论会，一点也不排斥。他比我大十几岁，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他晚年主张服用大剂量维生素，活到 93 岁。加州理工学院就有许多这样的大师、这样的怪人，绝不随大流，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做别人不敢做的。大家都说好的东西，在他看来很一般，没什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会有创新!
加州理工学院给这些学者、教授们、也给年轻的学生、研究生们提供了充分的学术权力和民主氛围。不同的学派、不同的学术观点都可以充分发表。学生们也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不同学术见解，可以向权威们挑战。过去我曾讲过我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和一些权威辩论的情况，其实这在加州理工学院是很平常的事。那时，我我们这些搞应用力学的，就是用数学计算来解决工程上复杂问题。所以人又管我们叫应用数学家。可是数学系的那些搞纯粹数学的人偏偏瞧不起我们这些搞工程数学的。两个学派常常在一起辩论。有一次，数学系的权威在学校布告栏里贴出了一个海报，说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理论数学，欢迎大家去听讲。我的老师冯•卡门一看，也马上贴出一个海报，说在同一时间他在什么地方讲解工程数学，也欢迎大家去听。结果两个讲座都大受欢迎。这就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风气，民主而又能活跃。我们这些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真是大受教益，大开眼界。今天我们有哪一所大学能做到这样?大家见面都是客客气气，学术讨论活跃不起来。这怎么能够培养创新人才?更不用说大师级人才了。
示例如下:
没有大师，大学咋培养出创新人才?
文目国昌
钱学森晚年对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忧虑、对一些大学的评价等，在媒体发表后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热议。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将进一步带动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
办好大学、培养创新型人才等问题，这些年来一直在讨论。不能说一点效果没有，但议来议去，好像真正落实下来的措施核办法不是很多。相反听到、看到的却是大学里楼房盖了多少、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有多少、又扩招了多少学生等。至于说这个大学的特色是什么、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教师、培养出了多少有贡献的人才等，虽也有点“动静”，但似乎很少、很少。
这样就冒出了一个问题:办好大学的根本是什么?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现在我们实在应很好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考虑这个问题，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似有警醒作用。他说: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此话虽短，但却深刻地道出了办好大学的实质。
办好一所大学，无疑需要很多条件。诸如良好的生源、一流的设备、充足的资金等，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其中最重要癿是要有一流的师资队伍，特别是要有大师级的人物，此乃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办好大学的根本保证。
师者，传道释疑解惑之谓也。然师有高下之别、大小之分。大师者，必是学术造诣高深之人，必是教授方法灵活之者。由这些大师来执教，授课之精细，究学问之高深，导研究之巅峰，效果俱佳自不待言。所以，中外一些大学都在聘请大师上不遗余力，招贤纳士，以壮实力。
当年北大在蔡元培先生主政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着力聘请社会上不少知名教授来校任教，使北大声名鹊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校长也深谙此道，他说，他的第一位的工作就是从世界各地请到大师级教授来校执教。哈佛大学在这方面更不落后，迄今已吸引来 130 个国家的 5300 多名一流学府的教授来校担纲。由此观之，力建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已成为当今时代之潮流、办好大学之要旨。
师者，需名实相符，具有真才实学。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论及文章时曾言:“文章如金精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大师级教授也是如此，非自我标榜能奏效，它有一定的宏观标准。因而在聘任上务必要精挑细择，实行竞争上岗。这里，容不得“滥竽充数’，来不得迁就照顾，更不允许巧立名目，暗渡陈仓。唯其如此，才能确保一支高质量、高水平师资队伍的形成。
相形之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重学历、看学位，这一点是做到了，不具有学士学位就别想到教室讲课。但博士中的水平也参差不齐。有的教授虽学问不错，但用在本校教学的时间不是很多，更别说给本科生讲课。还有一些人是“满天飞”，一个讲稿到处演讲，赚点钱财了事。如此情形，怎么能有大师级的教授产生呢?而没有这些大师级的教授，又怎么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呢?
大师级教授，为大学之所需。现在应把这个问题摆上日程进行解决。只有将之认真做好、做实，则大学才真正有望矣!当前各大学正处于竞争发展时期，是甘居中游，缓慢前行?还是脱颖而出，卓然而立?其中重要一条就在于是否形成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培养出大师级的教授。此举已成为当务之急、迫在眉睫之事，望各大学的校长们思而行之，着力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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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题 （1）“两极传播”理论提出时的研究背景①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的广泛应用20世纪40年代开始，社会调查法和心理实验法普遍应用于传播学研究，学者们开始对传播效果产生的过程与机制进行实证考察。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是“传播流”研究，“传播流”是指由大众传媒发出的信息，经过各种中间环节，“流”向传播对象的社会过程。构成这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拉扎斯菲尔德等人的《人民的选择》、卡兹等人的《个人影响》、罗杰斯的《创新与普及》等。②“伊里调查”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围绕大众传播的竞选宣传，历时半年，对俄亥俄州的伊里县600名选民投票意向的影响做了一项实证调查，7次追踪调查的结果表明，在整个竞选宣传期间，大部分人始终没有改变投票意向，而改变了原来意向的人只有8%。即大众传播并没有直接左右选民投票意向的力量，它只是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一，而且不是主要的因素。这一结论显然与当时人们的认识和直观感觉大相径庭。为了弄清其原因，研究人员又对全部调查数据重新进行了分析。通过这次分析，他们提出了对后来的传播效果乃至整个传播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一系列理论假说。其中包括“舆论领袖”和“两极传播”。（2）“两极传播”理论对传播效果研究的影响伊里调查发现，在人们做出投票决定的过程中，有一些对他们施加个人影响的人物，即意见领袖，这部分人占调查对象总数的21％。研究人员将他们与一般受众做了比较，发现无论对报纸、杂志还是广播，意见领袖的接触频度和接触量都远远高于和大于一般人。据此，研究人员对传播过程做了这样一种推测：大众传播并不是直接“流”向一般受众，而是要经过意见领袖这个中间环节，即“大众传播～意见领袖～一般受众”。这就是两级传播概念的产生。“两极传播”理论为否定当时甚为流行的“子弹论”效果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传播效果研究进入“有限效果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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