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新闻采访:新闻采访是指以采集新闻事实、进行新闻报道为主要目的的特殊调查研究活动，是新闻记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也是新闻传播全过程的开端和整个传播活动的基础。新闻采访是新闻领域的专门活动，必须遵守新闻传播规律和基本要求。主要着眼于迅速及时的采集、传播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不仅要求视野经常遍及现实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要力求持续注视重大事态的发展变化。它卞要通过观察和访问获取新闻时事。新闻采访可分为个别访问、现场观察采访、蹲点采访、交叉采访、巡回采访。

判断题 与轻度收视者相比，男性和女性中的重度收视者都认为犯罪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最赞同这一看法的，是重度收视者当中的女性，原因在于女性在现实世界当中更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当她们大量收看电视暴力的时候，电视中所描绘出的暴力的世界与她们自己对于现实的认知或者说经历，产生了一种共鸣。

判断题 政务微博属于官方微博，官方微博讲官话。

判断题 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新闻媒介的双重属性是指新闻媒介作为反映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的生产者，既从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又属于信息（娱乐）产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不但是一支强大的精神上、道义上的力量，而且还是一支强大的经济力量。新闻媒体不但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其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进而形成新闻事业具有双重属性的新认识，即新闻事业具有形而上的上层建筑属性和形而下的信息产业属性。“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是上述双重属性在当前我国新闻事业中的外在表现形式。

判断题 移动互联网的服务和内容，构成了移动新媒体的一个有机部分。（）。

判断题 体制性失实是指因某种价值观对新闻报道发生强烈作用时而造成的新闻失实。价值观同新闻传播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定的价值观不仅关系着新闻传播活动，而且要在对新闻传播实施领导和导向的过程中使其为自己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闻传播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的，其真实性的实现不可能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判断题 编辑改稿与作者写稿的不同心理：作者从“自我”出发，编辑从读者出发；作者从局部认识所要反映的事物，编辑从全局出发考虑问题；作者从单篇出发考虑写作，编辑从整个报纸出发考虑修改。

判断题 为什么说我国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新闻学奠基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是因为徐宝磺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三本著作构筑了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1）徐宝磺的《新闻学》徐宝磺的《新闻学》（初名《新闻学大纲》）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新闻学专著，1919年12月由北大出版部以新闻学研究会的名义出版。学界泰斗蔡元培为该书作序，称赞它“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正如徐宝磺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说，该书“取材于西籍者不少”，但“对于新闻学的重要问题，则皆有系统的说明；而讨论新闻纸的性质与其职务，及新闻之定义与其价值，自信所言，颇多为西方学者所未言及者”。随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中国的新闻学教育也应运而生。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教育团体是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创建，不仅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新闻教育事业起步的标志。该研究会向校内外公开招收会员，举办了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新闻界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才。徐宝磺曾为研究班讲授新闻学概论，并指导编辑新闻的练习。《新闻学》就是将其在新闻学研究班上使用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2）召卜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邵飘萍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研究班上主讲新闻采访，并指导会员的实习活动。《实际应用新闻学》是将其讲课时的讲义整理改写而成。该书是中国第一部论述新闻采访的学术专著，对中国新闻学的基础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3）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戈公振是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新闻工作者，又是一位大学教授和卓有成就的新闻学专家。在戈公振的著作中，《中国报学史》的影响最为深远。这部书写于1925年至1926年，1927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曾多次再版，由日本人小野保增译为日文，书名改为《支那新闻学史》，并于1943年在东京出版。《中国报学史》全书共6章，第1章绪论，阐述报学史的定名、报纸的定义以及该书的编辑方法。戈公振指出：“所谓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的影响之学问也。”这个定义，明确认定了历史新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在学术上具有重要意义。第2章至第6章，分别就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民国成立以后、报界现状等阶段，全面、系统地评价报纸发展的历史，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和报刊分类，为中国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该书史料翔实，多为第一手材料，为中国报刊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该书从主要观点与论断到文字表述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爱国、民主、进步思想和敬业乐业精神，为新闻学研究树立了治学与道德风范。因此，该书被称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开山之作”。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交往开始增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闻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