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什么是“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1）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是指新闻传播事业史上一种独特的新闻传播体制，最典型的代表是德国和日本。“二元”结构，最为简略的概括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对立和并存的社会结构。具体到这两个国家中，就是以往的封建因素和近代的资本因素在这两个国家近代历史中长期并存与对立的现象。（2）日本和德国的一元社会结构，特别是一元君主立宪政体，对两国近代新闻传播事业根本性质、基本职能的确立及发展的未来方向起到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并使得两国的新闻传播事业体系也深深地打上了“二元”结构及“二元”因素的特征烙印，从而成长为不同于正统欧美诸国的另一种近代新闻传播事业类型，即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3）日本和德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二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介乎封建集权与资本主义市场体制之间的半集权、半市场自由化的新闻传播体制，其中，集权的因素以政治系统的形式占据着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它的特殊的质、特殊的点就在于这种体制所包含的“二元”结构、因素及其一系列的历史化外显。（4）“二元”化新闻传播体制展现为一种矛盾的割裂，政治集权化与经济市场化的对应，即新闻传媒的政治上“一个声音”和经营上的自由放任，而这种割裂又被强制性地包容在一个奇怪的体制内。一方面，统治者允许甚至鼓励新闻传播媒介在不伤害国家根本体制、保持社会稳定秩序的前提下去赚钱赢利、搞“黄色新闻”、确定新闻本位和先进的企业经营方式；另一方面，又通过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强大的国家机器来防止传播界“越轨犯规”，并强烈要求传播事业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有益的贡献”。（5）从资本的元素来看，它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中日益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传播界强烈要求也实行西力一的资产阶级新闻传播理论，以实现新闻传播媒介的独立地位和经营需求。这种要求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在“新闻自由”的追求和传播媒介营利观的确定，传播媒介不愿意作为国家的一种工具，而强烈要求它独立于国家政权系统之外，作为一种社会的中介和舆论监督机构，强烈要求传播界有充分的自由来制造和销售新闻商品，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和自身赢利目标的实现。（6）从封建元素来看，它的存在也来自于深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存在。天皇权威、封建等级、藩阀财团、官僚元老、武士阶层、军部势力等，这一系列社会封建集权因素反映到新闻传播事业领域之中，必然构成了一种残缺但却又有力的集权主义强控机制。资本的生殖、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是统治集团所强烈需要的，而市场经济随之派生的资本的自由、资本的社会本位却是统治者所极力压抑、打击、控制的。这就是日本和德国近代统治者始终抓住超经济的国家统治权力和专政工具不放，对社会体制内新闻传播事业的自由主义倾向实施严酷打击、限制矫正政策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两个国家产生“二元”化传播体制的根本原因所在。（7）处于“二元”因素夹缝中的日本、德国近代传播事业最终形成了一种既有较为隐蔽的集权主义原则和控制方式，又能容纳资本主义市场元素某些内容的独特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这就是一种残缺的、隐蔽的、但又强大的封建集权主义和虚假的、歪曲的、片面的自由主义的奇特组合——“二元”化结构、“二元”化元素并存的新闻传播事业体制。

判断题 新闻报道不能以观点统领事实，不能为了观点而剪裁事实。（）

判断题 编辑修改稿件应掌握以下主要要点：在整个改稿过程中，要注意以下问题：（1）将稿件放在新闻媒体的“参照系”中，确定最佳修改方案。新闻媒体的种类与性质是多种多样的，对稿件的要求也不同，因此要使一篇新闻稿件适合于某一特定的媒体刊用，就必须由这个特定的媒体出发，建立一个修改稿件的“参照系”。①根据媒体的特性与优势确定稿件的修改方案。②要根据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心理状态决定如何修改稿件。③要参照过去有关的同类报道修改稿件。④要参照当时报纸稿件的总体情况和版面需要决定如何改稿。（2）根据改稿时的实际情况与需要，确定由谁来改。对于差错不多、改动不大的稿件，编辑可以自己动手修改。但对于那些问题较大，需要重新选择主题、补充新闻事实的稿件，就要考虑记者或作者自己来改。（3）改稿要使用正确的校对符号。最常用的校对符号有：改正、删除、增补、对调、转移、接排、保留、另行等。编辑在使用这套符号时要注意符合规范，不能自己随意生造；要勾画清楚，对稿件中的错误要用引线从行间画出，拉到页边空白处改正，不要在文中改；符号不能粘及上下左右不需改动的文字和标点，以免发生误会。在改稿时，还应该选用与原稿不同颜色的笔，引线与引线之间不要重叠交叉。（4）改稿要充分尊重作者的意见，尽量使稿件保留原有的特色。新闻编辑在与作者协商修改稿件或约请作者自己改稿时，要充分听取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即使有意见分歧，也要心平气和地倾听作者的提法，耐心细致地说服和解释，不能发号施令，独断专行，没有商量地要作者服从自己。要在平等待人的前提下达成修改稿件的一致看法，使作者心情愉快地完成任务。（5）改稿中要认真细致，防止出现新的差错。编辑在修改稿件时，无论是校正一个错误，还是增补一段材料，都必须存在可靠的根据，不能想当然，自以为是。对于自己一时拿不准的问题，或自己不太明白的知识，要向行家请教。要特别防止在改稿过程中因为不细致，出现新的差错。（6）改稿中要注意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并注意使用有意义的新生语言。一方面，新闻媒体应该担负起推广普通话的责任，编辑在改稿时要注意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要注意把一些古文、方言、外国文字翻译成现代汉语和普通话。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新闻是对最新的社会变动的反映，对于一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健康的流行语，可以在新闻稿中适当采用，如“克隆”、“追星族”、“绿色食品”等，在社会交往中已经用得很广泛，这些有时代特点的流行语用在新闻稿件中能够表现社会的发展变化，是应该提倡的。但同时也要注意避免使用那些生造的、不合规范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白的新词。

判断题 新加坡互联网治理最重要的特色是3C原则，即服从原则、妥协原则和竞争原则。

判断题 在采写涉及双方争议的新闻时，记者不能只对一方偏听偏信，而要给予他们同等的表达看法的报道份额。

判断题 大数据时代的媒介反思2013年可谓是大数据之年，所有人都对“大数据”未来的应用充满美好期待，产生无限遐想。那么，对于新闻传播行业而言，我们刚刚从传统新闻生产时代迈人了融合新闻生产时代，是否又要进入大数据新闻生产时代了呢？我们的确需要以一种宽广的胸怀热情欣赏大数据的巨大威力和魅力，但也必须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勇敢地承认大数据运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风险性。一、警惕大数据的风险“大数据”作为一个全新的概念，从提岀到现在尚不足3年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迅速走红的“大数据”，其实还并不完美。《大数据时代》一书的作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onberger)在接受专访时就一再表示担忧，“大数据会被过分炒作，它的作用可能被夸大，好像一切都突然成为大数据所能解决的问题。而事实上大数据只有在没有噪音、没有无用数据的情况下才能被很好地发挥作用”®。《驾驭大数据》一书的作者比尔•弗兰克斯(BillFranks)也在其书中发出警告：“大数据可能会带来风险，企业可能会因为大数据的快速增长而变得措手不及、不堪重负，从而停滞不前。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大数据都是无关紧要的。”®移动和社交数据分析公司Kongagent的总裁及首席科学家J0ShWilliams还在演讲中一口气列出了大数据的七宗罪(懒惰、忽视、过量、分歧、轻率、傲慢、麻木)，并认为“很多企业的大数据项目不成功都是因为陷人了大数据的错误陷阱”。当然，这并不是想证明大数据对媒体不重要，而是想以此提醒媒体需要引起警惕，当前大数据无论在采集、挖掘还是在分析、解读和利用等各个方面，都处于一个逐步摸索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许可以产生“大知识”“大科技”“大利润”和“大发展”，但同时也必然伴随着“大风险”。因此，即便新闻媒体处于信息传播的前沿行业，也需要权衡利弊、谨慎为之，不可操之过急。二、警惕大数据的盲从大数据是高度自动化的信息采集、存贮、挖掘和分析系统，这种数字化的机器设备可以帮助人们监视社会的细微变化、分析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英国学者尼思•内尔•丘基尔和维克托•梅耶-舍恩伯格在美国《外交》杂志撰文指出：“大数据正在帮助提高民主政府的透明度。一个建立在‘开放数据’概念上的运动已经形成，其诉求超岀了目前在发达民主国家已经十分常见的信息自由法。”“在政府推动使用大数据的同时，它们还需要保护公众免受不正当市场垄断的侵害。”对于媒体而言，大数据时代的“计算机辅助报道”(ComputerAidedRepor-ting)已经成为人们挖掘新闻、解释新闻、报道新闻的新方法。彭兰教授在论文中就曾举了美国Narrative公司的例子称：“这家只有30名员工的美国公司.通过独创的NarrativeScience算法，大约每30秒就能够撰写出一篇新闻报道。且该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克里斯蒂安•哈蒙德(KristianHammond)还认为，未来几期生成的新闻将占到媒体新闻的90%，并将在未来5年内，这样的新闻有可能获得普利策新闻奖。”®面对克里斯蒂安•哈蒙德的预测.媒体似乎并不应该感到有太大的惊讶.因为这样的例子在未来必然会越来越多。即便在当下，只要你给谷歌新闻指定一个关键词，谷歌就可以每天为你量身编辑一组新闻，并直接投递到你的电子邮箱，而筛选编辑的整个过程无须任何人为的干预。这些似乎都预示着未来的新闻从业者们将变得非常轻松，机器可以协助我们挖掘新闻、分析新闻、撰写新闻、编辑新闻和发送传播新闻。对于大数据介人融合新闻生产的发展趋势，我们需要担忧的也许并不是某一天这些冷冰冰的机器可能会完全替代我们，而是即便我们不被替代.我们可能也已经完全依赖和屈从于这些机器生成的新闻和报告。数字化和网络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已有这样的少数记者，他们越来越多地在新媒体和网络虚拟空间中搜索新闻和发现新闻，越来越少地走出办公室深入社会底层或新闻第一线去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寻找新闻。所以，媒体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大数据的便利培养出懒惰、轻率、傲慢、麻木的新闻生产者，大数据或许可以越来越详实地揭示社会现实、分析社会动态和预测发展趋势，但它始终不可能揭示人们内心细腻而丰富的情感，也不能代替新闻从业者现场的直观感受和判断。三、警惕大数据的垄断各行各业都需要大数据，但各行各业其实都想垄断和独享数据。普遍的观点认为：“由于数据分散在各行各业，大数据时代可能不会出现4数据垄断’现象„因为，要让数据真正发挥作用，需要数据的开放，甚至让数据可以像商品和货币一样互相交换流通。”®0’Reilly媒体公司的创始人和CEO蒂姆.奥赖利(TimO’Reilly)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也提出了类似观点，他认为：“数据垄断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会受到不断创新的数据收集方式的抑制。”也就是说，大数据虽然可以被比喻为“金矿”，但这个“金矿”在几年前还并不存在，在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金矿”不断涌现，那么想要去垄断这些现有的和未来将不断出现的“金矿”显然非常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大数据领域的竞争，IBM、微软、甲骨文等IT行业的大佬们都已经摩拳擦掌，纷纷投人人力和财力进行布局。“IBM新任CEO罗睿兰(GinniRometty)更是提出观点认为，数据是下一个巨大的自然资源，将会区分每个行业的胜者与输家。这一观点得到了业界的广泛认可，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大数据的军备竞赛。”@这场角逐的焦点并不是垄断大数据资源本身，而是开采这座“金矿”的技术和设备。通过技术和设备的研发和占有实现数据的垄断，这正是值得媒介警惕的地方。用数据特别是分析数据说话，是数字化时代的媒介特征。传统新闻生产显然也有一定的小数据挖掘和分析能力，譬如区域性的抽样调查、个案的分析报道。但是，在大数据面前，媒介的这些小数据处理技术和能力就变得无足轻重。大数据是一座“金矿”，但挖掘“金矿”的技术和设备门槛已经将一般媒体挡在了门外，政府机构、网络公司、国家通讯社、大型媒体和专业的数据分析企业才拥有打开这座“金矿”的钥匙，而一般地方媒体和小型媒体可能都不知道其是如何挖掘和分析的，甚至连质疑的资格和权利都没有。事实上，在很多关于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报道中，一般媒体已经处于这样的魈尬境地，没有数据，没有设备，没有分析工具和技术，“嗟来之食”成为新闻生产者们唯一的选择。

判断题 “热媒介”和“冷媒介”:“热媒介”与“冷媒介”是麦克卢汉就媒介分类提出的两个著名概念。对这两种媒介的分类标准，麦克卢汉本人未进行明确的界定，人们只能根据他的叙述进行推测。一种解释是：“热媒介”传递的信息比较清晰明确，接受者不需要动员更多的感官和联想活动就能够理解，它本身是“热”的，人们在进行信息处理之际不必进行“热身运动”；而“冷媒介”则相反，它传达的信息含量少而模糊，在理解时需要动员多种感官的配合和丰富的想象力。麦克卢汉的这种分类并没有一贯的标准，而且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它本身并没有多少科学和实用价值，重要的是它说明不同媒介作用于人的方式不同，引起的心理和行为反应也各具特点，研究媒介应该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判断题 请谈一下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早期发展的影响：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早期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芝加哥学派代表着社会科学在美国的第一次重大的繁荣。对那些重要的欧洲理论而言，特别是对德国社会学家G·西梅尔的理论而言，芝加哥学派起着思想登陆点的作用。（2）芝加哥学派使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了强烈的经验主义方向。芝加哥学派是改良的、进步的和实证的，它试图通过研究这个世界的社会问题而对之进行改造。芝加哥学派的问题是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拥挤不堪的移民贫民窟里，诞生于乡村社区的美国民主制能否有生存之地。它认为大众传播是美国民主社会面临城市社会问题而生存下去的一个可能的手段。（3）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对于芝加哥的社会学家来说，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他们攻击对于人类行为的直觉解释，取而代之强调一种观点，即后来被称作符号交互论的观点。（4）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芝加哥学派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进行了关于电影对儿童的影响的佩恩基金研究，这些研究为许多后来的传播效果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早期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