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灰卡最适于测纯白色的物体。

判断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判断题 我国报纸的开张主要有两种规格。一种是对开报纸，就是报纸的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二分之一。对开报纸的每一面分为左右两个相对的版，两面共四个版，其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四分之一，如（《水钢日报》。）一种是四开报纸，就是报纸的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四分之一。四开报纸的每一面也分为左右两个相对的版，两面共四个版，其面积是整张印刷纸的八分之一，如（《贵州日报》。）

判断题 如何提高校对质量1.端正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工作心态。2.正确的校对方法。3.扎实的业务知识。4.善于总结经验，经常和同事沟通交流。

判断题 受众的特点(新闻媒介受众的特征)1、广泛性。这是指受众成员组合和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新闻媒介的高度开放决定了受众的广泛性。2、混杂性。因为新闻媒介的受众成员广泛地分布在全社会的各个角落,就相应造成了受众成员的混杂性特征。受众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多明显的个体差异,如身份、地位悬殊,贫富的差距,文化教育程度、价值观念的不同等。3、隐蔽性。总体上,受众对于新闻媒介来说是不见面的,是一种笼统的、隐蔽的存在。新闻媒介执行的是宽泛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分散的受众成员很难进行直接的双向交流,媒体也很难确知具体的受众的特征。受众新特点(当代中国受众的群体和群体信息需求变化)1、在急剧的社会变动和开放的社会联系面前,受众表现出旺盛的信息需求。求新、求变之心表现尤为强烈,求知欲更强,敏感度更高,眼界更开阔。(受众对信息的需求比以往更旺盛)2、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主体增加,带来受众对硬性的决策参考性信息的需求增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决策权相应分散,政府、企业、家族成了相对独立的决策主体,拥有各自的决策权,也就产生了对相应的决策参考信息的需求,受众对于决策富有参考价值的硬新闻和解释性、指导性信息需求转旺。3、受众群体分化趋势明显,新增群体涌现,造成受众信息需求的多元与分化。(受众呈现出多元与分化)社会结构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一方面旧有社会群体内部裂变产生新的阶层,另一方面,在混合体制下又产生许多新兴得阶层: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主等。媒介要及时、充分满足多元群体的多样化要求,实现自身的分流发展,从笼统追求“共赏”走向细致地满足“分赏”,在不同层次上满足受众多元信息要求。

判断题 试分析《别了，司徒雷登》的文采。附材料:别了，司徒雷登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一一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关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整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还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一一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者所谓“三民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是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为什么不采取第二套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恶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里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人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不遗忘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地区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来看，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一一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一一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晦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他，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他，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他，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着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奔溃的惨境。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么?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他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行教育工作。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1）讲究措辞，巧用典故和文言古语中国古人写议论文很讲究修辞。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新闻评论也要讲究修辞，使之富有文采。新闻评论常用的措辞手法是比喻，即喻证法。此外，还可以运用设问、排比、回环等修辞手法。文言古语，只要引用得当，也可为评论增色生辉。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引用不少文言和成语，诸如“不得已而求其次”，“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拍案而起”、“横眉冷对”、“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等。此文还借用“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此语原出于李密的《陈情表》，把司徒雷登孤立无依、四面楚歌的处境表现得非常生动贴切。（2）多用有表现力的群众语言丰富多彩的群众口语是语言的海洋，也是学习语言的重要源泉之一。许多精彩的群众口语，略加整理，就是有用的评论语言。用群众语言表达某种思想，往往能收到生动传神、简洁明了的效果，引起读者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鸣。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群众语言，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许多生动的有表现力的口语词汇，幽默的文字使人们读后不禁含笑而起。文中美国的救济粉“吃下区肚子要痛的”，伯夷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是“开小差逃跑”，讽刺司徒雷登为“大使老爷”，他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后“却坐着不动，睁着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结果“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等。由于运用这些生动传神的口语，相当于在一项桂冠上镶嵌许多闪光的珍珠，使文章更加夺目。

判断题 多维视野中的媒介融合媒介融合从来就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技术、机构、经营、内容等方面的融合，而是一种复杂的观念融合和整体融合，目的是实现人、财、物、讯四大资源的整体优化和科学协调。在媒介融合研究中，似乎也没有一种能够为所有学者共同认可的定义和理论，更多的只是研究者们从各自学科或特定视角出发所作的操作性分析研究。一、媒介融合概念的提出当下，“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已经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即便在当时，它也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全新概念。早在1983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传播学者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deSolaPool)就提出了“传播形态融合”(theconvergenceofmodes)。普尔认为，“媒体之间点对点的传播与大众传媒点对面的传播之间的界线，由于一种传播形态融合过程的出现，已经逐渐变得模糊”，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过去需要由几种媒介才能分别提供的服务内容，现在以一种单一的物理介质（如电线电缆、广播电视无线电波）就可完成。相反，过去由任何一种媒介提供的服务，现在可以由几种不同的媒介来呈现。过去存在于一种媒介与用户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正在消失”。新的融合正在将需要依靠多种媒介技术来提供的内容和服务整合在一种媒介之上，这就是数字网络媒介。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是导致历来泾渭分明的传播形态聚合的原因，这从某种意义上揭示了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1994年，《纽约时报》在报道《圣荷西水星报》与美国在线共同推出名为《水星中心新闻》电子报服务时，取了个小标题“一次媒介融合”（AMediaConvergence），第一次提出媒介融合的概念。媒介融合的概念曾给陷人停滞不前境地的传统媒介带来极其丰富的想象空间和美好愿景，使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在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下融为一体，能够为媒体带来优质的新闻业务和丰厚的利润，并且能够共享资源、降低成本，从而为实施融合的大众媒介带来竞争优势。事实上，在非媒体行业中，融合（Convergence）从来不是一件稀奇事。美国学者莫顿（Morton）在追溯媒介融合的渊源时就曾指出：“在非媒体行业，融合的趋势在很久以前就出现了。”比如，美国汽车制造商常常销售竞争对手日本制造的轿车，他们只是在日本制造的轿车上标明自己的商标品牌。在某些情况下，一些美国公司拥有日本企业相当大的股份。因此，“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媒体行业的时候，我们不必感到诧异”。当非媒介行业的产业融合如火如荼之际.媒介融合的实际运作随之出现。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更替，媒介行业内的融合自然会成为一种选择和趋势，尽管用今天的眼光去看最早的媒介融合的实践者，其实并非完全符合今天我们所说的“媒介融合”概念。科隆（Colon）曾指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报社就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并且共享一些信息资源。共享新闻源和传播渠道，以及新闻采集与生产团队，使得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的携手合作，其实有着不短的历史。以新闻集团为例，鲁伯特•默多克在投资新媒体领域时一直相对保守，但是新闻集团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开始将注意力从传统的印刷媒介转移到影视图像上来，如福克斯有线电视网、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英国天空电视台（SkyTV）。“新闻集团的横向并购就是将过去单一层次的媒体通过并购扩张，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媒体企业。”2000年，默多克同雅虎(Yahoo)展开新媒体领域的合作，并开始收购新媒体公司MySpace。新闻集团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媒体企业收购、兼并、整合，虽然公开打出“媒介融合”的旗号，但这种跨区域、跨行业、跨媒体、多层次、立体化、全球性的整合联动，目的也是希望由此共享资源、降低成本，为媒体带来优质的新闻业务和丰厚的利润，其实质就是“媒介融合”。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今天所说的“媒介融合”到底是指什么？它与跨媒体间协作的区别何在？唯有理清媒介融合的概念和特质，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新闻生产。二、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对于“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和业界似乎都不愿意过早地框定它的特质和范围，没人愿意为这个新生事物草率地做岀严格界定，也不愿意让“融合”缺乏其应有的神秘感，担心无法容纳更多更好的创新。也许正因如此，“媒介融合”的概念一直较为模糊。媒介融合的倡导者堪萨斯大学新闻和传播学院前任院长甘特里(JamesGentry)认为，媒介融合是一种能力，“一种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个人数字助理以及其他一切可能出现的信息平台进行讯息传递、广告售卖的能力”。道尔(Doyle)认为，“媒介融合是指电子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和媒体的融合”，融合是为了“将生产成本分摊给更广泛的产品市场和地区市场，理所当然，媒介公司也可以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中受益”。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利伯格传播学院教授拉里•普赖尔(LarryPryor)认为，“融合新闻发生在新闻编辑部中，新闻从业人员一起工作，为多种媒体的平台生产多样化的新闻产品，并以互动性的内容服务大众，通常是以一周七日、每日24小时的周期运行”。美国新闻学会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AndrewNachison)的定义是，媒介融合是一种联盟，是“印刷的、音频的、视频的、互动性数字媒体组织之间的战略的、操作的、文化的联盟”，是指各个媒介之间的合作和联盟。美国媒介融合研究专家杰金斯(Jenkins)教授将媒介融合定义为：媒介融合是跨越多个媒介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介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媒介受众的主动信息获取行为。实际上，他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媒介融合并不只是一种基于数字网络技术的融合.更多地表现为包括技术、产业、文化和社会变迁等多种因素的复杂互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章于炎等人认为：“媒介融合是大众传播业的一项正常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它整合或利用处于单一所有权或混合所有权之下的报社、广播电子媒体，以增加新闻和信息平台的数量，并使稀缺的媒体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下，这些融合的媒介形式以及被重新包装的媒介内容，将提供给受众更大的信息量，从而实现领先竞争对手、获得盈利、提供优质新闻的目的，并最终在数字时代的媒体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在学术研究中，“几乎只谈美国经验，这样做的风险就是把其他国家的贡献忽略掉”。澳大利亚《奥兰多前哨报》编辑johnHade在1995年说过：“我想要向关注新闻业向媒体融合转变的人们强调.这是组织文化最重要的事情、最重要的需求。”英国《曼彻斯特晚报》主编PaulHorrocks认为，“受众已经出现了媒介融合的需求，并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信息”。马来西亚星空出版集团主编Mi-chaelAeria认为，媒介融合为他的公司提供了可以接触多种受众的机会。可见，“媒介融合是新闻业革命性进化的趋势，正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涌现”。在中国，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蔡雯于2005年率先引进“融合媒介”(ConvergenceMedia)和“融合新闻，’(ConvergenceJournalism)的概念，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章于炎等人于2006年在《媒介融合：从优质新闻业务、规模经济到竞争优势的发展轨迹》一文中第一次向中国传媒业界和学者介绍了源于美国的媒介融合(MediaConvergence〉概念及理论，论述了媒介融合后可能拥有的媒介竞争优势。细心的读者是能看出中国学者关于媒介融合定义的特点的。蔡雯认为，“媒介融合是在数字技术与网络传播推动下，各类型媒介通过新介质真正实现的汇聚和融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认为，媒介融合是指“所有的媒介都向电子化和数字化这一种形式靠扰，这个趋势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并在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变得可能”。他们的界定都强调了媒介融合的技术基础和技术推动作用，即不论何种类型的媒介和技术，其核心是媒介通过数字化时代的信息传输介质实现了融合，所有的信息归于同样的0和1的数字排列组合。黄建友在技术驱动的微观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媒介融合的内涵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各种介质、媒介形式的整合，是以字节为基本单位的媒介类别的聚合，而所有权合并、组织结构融合、媒介战略合作都仅仅是媒介融合的表象。”在2008年到2012年间，国内媒介融合的研究日渐增多，视野也日趋复杂。有学者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不是目的；有观点认为，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替代旧媒体的一种战略选择；也有人认为，媒介融合是繁荣媒介事业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媒介融合的概念，应该有比较严格的界定，否则不是媒介融合概念的内涵模糊不清、范围难以确定，就是在媒介融合的运作过程中难以规划，缺乏可操作性。事实上由于技术的发展从不曾停滞，甚至数字化技术的发展有着不断加速的趋势，以数字化技术为推动力的“媒介融合”自身也处于一个高速变化的趋势之中，也许我们可以从当下媒体的实践中找寻到些许共同点，并借此给“媒介融合”下一个暂时看似妥帖的定义。这也许并不是“媒介融合”的最佳定义，甚至并不能准确地界定出媒介融合到底是什么，但这个定义却突出强调了非常重要的—点.那就是为了适应受众不断变化和不断增长的需求，媒体需要不断地调整、改变和优化新闻生产的重心和姿态。换句话说，对于“媒介融合”概念的界定，我们需要从信息生产和信息接受整个传播过程进行思考和把握。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操作性定义是：媒介融合是指在数字技术推动下，不同媒介生产者、内容、渠道、接受终端之间，传统边界日渐模糊、趋于融合的轨迹日益清晰的现象和过程。三、全媒体与融合媒介、媒介融合媒介融合的显著特点就是全媒体和互动性。“全媒体”的英文omnimedia，为前缀omni和单词media的合成词。罗鑫在《什么叫“全媒体”》—文中介绍：他经过搜索国外的Elsevier(SDOL)数据库、EBSCO全文数据库及Springer外文期刊，发现omnimedia(全媒体)在国外只以专有名词形式出现，即一个于1999年10月19日成立的“MarthaStewartLivingOmnimedia(MSO)’’(玛莎一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家政公司，公司拥有杂志、出版社、网站等多种媒体，还为电视台制作节目和为报纸编辑专栏，并通过这些所谓“全媒体”传播自己的家政服务和产品。但是，“全媒体”作为一个新闻传播学术语，并未为国外新闻传播学界所提及和论述，同年却在中国媒体业界和学界成为一个热门词汇和话题。罗鑫经过检索发现“全媒体”一词首先出现在1999年6月《中国经济时报》上的《消费真无热点？》一文中，文章写道：“个性化的市场需求即将成为家用电器行业的新潮流，也将是消费者新的消费追求热点，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必将造就一片新的市场空间。重享受的发烧友追求全媒体、全数字的声音和图像效果。”此处所说的发烧友追求的全媒体的声音和图像效果，显然主要指受众全方位的立体性的体验感受。2007年11月12日《投资中国项目精选》上的《Xtel统一通信平台项目招商》介绍，对“全媒体”的认识和阐述有所突破：“Xtel统一通信平台具有以下功能：全媒体通信，支持音频、视频、即时消息、手机短信、应用共享等各种媒体形式。”基于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全媒体通信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它已包括了多种媒介形态。2006年9月13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和2006年12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两份文件中，也包含了“全媒体资源服务平台”“全媒体经营管理技术职称平台”“全媒体应用整合平台”等建设项目。2007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启动了“全媒体数字采编发布系统工程建设”，确定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中国安全生产报、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进行数字复合出版的研发和试点。这是“全媒体”概念作为媒介发展方向，在我国首次以官方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并规划和加以实施。“全媒体”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并不排斥传统的单一媒介，相反它积极地吸纳和融合各种传播媒介和传播形态；它打破电信领域、新闻领域和知识领域的传统疆界，勇敢地向一切可能的领域拓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开始，就有许多媒体从业者纷纷提出“全媒体传播”“全媒体战略”“全媒体定位”“全媒体出版”“全媒体电视”和“全媒体广播”等口号和概念，结合媒介融合的浪潮积极规划和大力推进。罗鑫认为：“全媒体”是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条件下各种媒介实现深度融合的结果，是媒介形态大变革中最为崭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是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通过提供多种方式和多种层次的各种传播形态来满足受众的细分需求，使得受众获得更及时、更多角度、更多听觉和视觉满足的媒体体验”。何镇飚教授认为：“国内学者对全媒体的概念定义是科学、合理并且全面的。”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学者探讨的“全媒体”，不应该直译为“Onmimedia”，进而只得到一家“玛莎一斯图尔特生活全媒体家政公司”名称的检索结果。而应该根据国际传播学会出版的《国际传播学大百科全书》词条“DigitizationandMediaConvergence"，中文直译为“数字化与媒介融合”，这最适合国内学者们给出的全媒体定义。这一词条的撰写者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谭佳和安德斯两位学者.他们指出，媒介融合包括五大融合：网络融合、终端融合、服务融合、市场融合、制度融合。何镇飚教授认为，这“与国内的全媒体概念非常契合。事实上，也只有绕开全媒体的概念陷阱，才能将全媒体研究纳人国际视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形成中国特色，获得学术研究的合理性与学理性”。但是，媒体学界和业界要避免全媒体的概念陷阱、整合陷阱和盈利陷阱，就要打破行业壁垒，推进三网融合；抓紧培养全媒体经营管理人才；通过资本运作，实现资产重组；创新全媒体市场开拓与盈利模式，从而“形成跨媒体、跨部门的大股东组合与经营平台，真正打破传统媒体的运作桎梏，实现全媒体的媒介融合与数字化改造”。全媒体与媒介融合、融合媒介的意象的确相似，仔细推敲，它们的意义又有所区别，不可混淆。全媒体的概念来自于媒体业界的具体应用领域，是媒体融合、“跨媒介整合”的结晶和传播形态。可以说，全媒体是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媒介融合的一个过程。全媒体既是指媒介集团综合运用文、图、像、声、光、电等各种表现形式全方位地、立体地展示或传输传播内容的前端传播形态，也是指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图像和复制、粘贴、链接等各种表现形式通过电信网、互联网全方位地、立体地传播和接收信息的终端传播形态（如智能手机、手掌电脑等）。因此，全媒体是表现形式和传播形态融合、综合和归并后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精神内容，不是媒介融合的体制、制度、机制、模式和方法等。融合媒介有时与媒介融合同义，有时就是指“融合的媒介”“融合后的媒介”，亦即媒介整合后的传播形态，同全媒体意象和意义均有点相似和相近。媒介融合的概念最先来自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探讨和应用研究。如果说全媒体是媒介运作的结果，那么媒介融合就是媒介运作的过程。作为过程，媒介融合以数字化、网络化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商业利润和受众需求为推力，以媒介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和媒介终端融合为特征，是一个以开放性、包容性姿态进行整合性、融合性运作和经营的动态过程。这个动态过程一方面可能导致不同媒介之间边界模糊甚至消失，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建立起新的完全不同的传播领域、形态、形式和器具。媒介融合作为一个动态的不断演进的发展过程，不会只依赖传统的、单一的甚至是有很大影响力的主流媒介（报纸、广播、电视等），也不会永远遵循一种长期不变的甚至曾经非常有效的单一传播模式和经营机制，它会而且也应该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巨大系统和平台，不仅要融合互联网、电信网、广电网，而且要融合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各种传播媒介，融合博客、播客、微博、微信、文字、图片、图像、声音等表现形式。相信随着3G网络的广泛应用和4G网络的成功运行，又将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传播形态和表现形式融合和整合进这一庞大的不可阻挡的发展进程当中。

判断题 以如下标题写一篇短评:“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限什么?“限娱令”一经公布，立即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有观众拍手称快，也有观众心存疑虑，认为“限娱令”有剥夺自己娱乐权之嫌。其实大可不必因此恐慌，“限娱令”是“限”非“禁”，而而且从“限”的幅度来看，也仅限于“过度娱乐化”及“节目形式雷同”等问题，观众公认的优秀娱乐节目，并不会淡出荧屏。这一点，从各上星台对节目的调整安排中，不难找到答案。社会的全面均衡发展和进步，离不开精神、道德等人文因素的支撑。虽然说倡导价值多元化是一种进步，但不讲“核心价值”、听任“主流虚无化”，同样是一种犯罪。文化产品历来就存在“有益、有害、无益也无害”的区别，对有益的产品加以京鼓励，对有害的产品坚决取缔，无益也无害者则要控制总量，这是文化管理的必要手段。何况，时下很多电视娱乐节目盲目追逐收视率，过度娱乐化，甚至格调低俗，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地步。当前，“文化强国”的号角已经吹响，神州大地正在掀起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建设高潮，电视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传播力量，其责任和使命不言而喻。虽然说，重点关注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媒体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但选择的过程，恰恰体现出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所以，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即使没有“限娱令”，传播优秀文化、弘扬主流价值观一一电视节目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自省于自觉。就此而言，“限娱令”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改变以往电视台制作、选择节目的价值观。不得搞节目收视率排名；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搞末位淘汰制；不得单纯以收视率排名衡量播出机构和电视节目优劣一一三个“不得”，等于把电视台推到了一个全新的价值坐标上。而在此基础上，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少儿、纪录片等多种类型节目播出比例是很关键，但这也绝不等同于简单堆砌播出时段，必须讲究形式、提高质量，其中的创新压力，丝毫不比“限娱令”之前要小。因此，从电视从业者的角度来讲，“限娱令”既意味着责任，也是全新的挑战。